——读《塑造论哲学导引》
历史即将迎来跨千年的世纪之交。在现实层面，人类文化的变徖和社会问题异常突出，关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许多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迫使每一位面对历史和现实深入思考的哲学工作者以新的视角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出种种新的研究。在理论层面，哲学面临着百年回眸与未来展望的使命，新时代呼唤新的哲学视野，当代中国哲学如何实现新的突破与发展已成为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中青年学者张全新教授的新著《塑造论哲学导引》（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以下统称《导引》，注释只标页码），无疑为哲学创新显示了一种可能前景。这部长达八十万言的巨著，与其前著《逻辑哲学引论》、《中西哲学方法史研究》相配合，立足于跨世纪的时代视野，梳理和考察了当代的哲学前沿课题，紧紧围绕“塑造论哲学”这一主题，从不同侧面系统全面地阐释了自己独到的哲学思想。该书由三卷组成，以其宏大的体系、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方法，引起学界的关注，我读后深感这是一部既成熟又有锐气、不可多得的哲学专著。
诚如作所言，当代哲学“应在以往哲学探讨的基础上力求探索出更好的通向哲学之路”（第27页）。本书的第一卷“在千年世纪的交汇点上”，直面当代哲学的对象难题、方法难题和体系难题，重新审视哲学的元问题，力图确立一种合理的哲学观，从而为全书的逻辑展开奠定了前提。作者首先提出，哲学是“不同于重在探究形而下之学问的关于形而上的学问”（第4页）。自觉地凸显了哲学的形而上本性。作为形而上的学问，哲学追问普遍的必然性，所以哲学方法既不能只诉诸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只诉诸于纯粹理性，而首先应着手于人的“塑造之物”，这就是作为“自然塑造人与人塑造自然交汇点”的“文化”。由此施行一种“分阶映照方法”，从而基于“物在形而下”、“身在形而下”，实现“心在形而上”与“存在形而上”的映照，才有使主体的必然性得到确证，把自然界看成是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形成各门科学学科所研究的客体对象。
作者有创见性地提出了塑造论哲学的两个重要概念：“文化人类”和“人类文化”。强调这二者相辅相成，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展开其内涵：“在塑造论哲学看来，自然塑造人，是自然向人的发出；人的衍生是自然向人发出的。人塑造自然，是人向自然的发出；人的实践是人向自然发出的”（第7页）。如果撇开交织的复杂因素只看眼于两极简而言之，“文化人类是自然对人塑造的产物，人类文化是人对自然塑造的产物”。如果在交织的意义上周全地说，“基于自然塑造人和人塑造自然，在衍生中才有实践的人，在实践中才有人的衍生；在衍生才有人的实践，在实践中才有衍生的人”（第7页）。这样，所谓“塑造”作为一种“构成”或“有成”，正是体现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双向对应关系：在自然的历史前提下自然把必然性积淀于人，出现着人的历史；在历史的自然结果中人把必然性赋予自然，出现着历史的人。文化是被自然塑造的人去塑造自然而形成的“塑造之物”。在文化中一方面是“人为的自然”，另一方面是“自然的为人”。所以“文化”是“文化人类和人类文化”既对立又统一的显现，在这上面投射着自然之光也投射着人类之光（第8页）。因此文化既是“自然之镜”也是“人之镜”，是“人与自然之镜”。正是“文化”的这种二重品格，才使哲学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得以构成，质言之，“塑造中的文化是人与自然作为哲学上的主客体关系得以确立的根据，塑造论哲学的研究重心就在于以塑造论哲学在塑造论中回答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协调、和谐是何以确立起来的，从而在对形而上的追问中给形而上与形而上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说明”（第8页）。
张著敢于正视体系建构中的悖论，诸如体系的逻辑空间性同体系表达的时间性的矛盾，哲学之境不可言说与哲学表征的必须言说的矛盾，哲学不能不关注的无意识、潜意识、超意识同哲学表达的显意识的矛盾，哲学不能不关注的无意识、潜意识、超意识同哲学表达的显意识的矛盾，从塑造论角度，提出建立一个逻辑自洽体系的设想，作者认为哲学体系的枢纽在于哲学史和科学史中所实现的显意识与潜意识的相互映照，围绕这个枢纽，哲学是以超意识为前阶经显意识与潜意识的映照向无意识的统一超越，科学是以无意识为前阶经潜意识与显意识的映照向着超意识的和谐超越。这两方面相互交错、首尾衔接，形成着形而上统摄形而下和形而下支持形而上，形成着塑造论哲学体系。
读书第二卷“在东西哲学的交汇点上”，从发生学角度考察了哲学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并对东西方哲学的各自特点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对西方哲学主要从逻辑追问的角度看过去，对东西哲学主要从伦理追问的角度看过去，揭示出在哲学追问普遍的“存在”和必然的“成”的历程中研究重心转移的情况，进而指出，正是在这种追问中哲学走向着塑造论。由于主体的普遍必然性被确立着，人们对于客体，对于成为人的现实部分的自然界，对于作为自组织调控系统的自然与人的和谐，才不断得到实证性的把握。作者认为，哲学史在实现由于的“塑造之物”映照“心在形而上”和“存在表而上”并实现形而上与形而下互相映照的方法历程中，经过了以本体论或本根论为研究重心，转向以认识论或致知论为研究重心，进而走向以实践论为研究重心。但是当代许多哲学家在阐发“实践”这个概念时，仅把它作为在认识关系中的认识论范畴的倾向，以及离开自然衍生而孤立讨论以实践改造自然的问题，是很明显的。据此作者强调指出，对于“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我们不能仅将其作为认识关系中的认识论范畴，更应“对于人在大自然人，才能成为意识普遍必然性的承担者，才能成为去实践的文化人类，才能在实践中塑造人类文化，……有必要作出新的补充性论证”（第9页）。因此说，“实践”既是人向自然生成的中介，也同时是自然向人生成的中介，由此人类才能成为“衍生”的。这才能全面说明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实践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历史建构。塑造论哲学把人与自然的塑造关系作为研究重心，就是为了对主体客体不限于“认识关系”这一个方面也不限于“人改造自然”这一个方向而提出来的，这不只是面向客体或主体，也不只是从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践”这一方面的关系看过去，而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塑造中提出其作为主客体及相互和谐关系得以成立的根据，实现对形而上的追问并回答主客体及相互和谐关系得以成立的根据，实现对形而上的追问并回答形而上与形而下如何一致的问题。总之围绕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形成以塑造论为重心的新的哲学转向，这是整个哲学史的延续。
该书第三卷“在自然塑造人与人塑造自然的交汇点上”，展开论述了理论、艺术、技术、道德意识的无意识前提，论述了理论真、艺术美、技术益、道德善何以在潜意识显意识运行中成立，论述了有灵性的人与自然界的灵性在“塑造单子”和谐中的超意识状态，这指向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基于此作者面对当代生态失衡、能源短缺、资源匮乏、水危机、核威胁等全球性问题，很有针对性地论述道：“在自然塑造人与人塑造自然之中，形成文化人类塑造人类文化的历史。这历史在塑造之物中实现，塑造之物标志着历史；人既在塑造这物上得到扩展，又在塑造这物上受到限制；塑造之物既发展着人又制约着人”（第899页），因此在无意识与有意识、潜意识与显意识之间，人们总是遇到生动性和规范性，生成性和成就性，发散性和收敛性等等的冲突。“当压抑体现着生动性和规范性统一，这种约束就应当保持；当压抑不体现生动性和规范性统一，就得从这种约束中解放出来”。“当破坏体现着生动性和规范性统一，这种开发就应当进行；当破坏不体现生动和规范性的统一，就得把这种开发管制起来”。“这才能体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第914页）。根据这些论点，作者对体现于理论、艺术、技术、道德及社会领域中的种种“文化悖论”展开详细剖析，指出这是“文化人类”和“人类文化”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只有在“塑造单子”的和谐中才得以解决，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在于让“有灵性的人与自然界的灵性贯通”，这需要三个基本途径：一是要把人类活动带来的熵增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人类应尽量向自然环境输送负熵。三是力求打开地球与外界的负熵输入和正嫡输出通道。结论是，只有在自然塑造人和人塑造自然中让“灵性”贯通于其中，才不致于把人这个有机体与大自然割断，才能在塑造中使人扩大，在息息相通中使自然成为属人的，使人成为属自然的；才能不辜负自然塑造养育了人这有意识有灵魂的生灵；保护自然对人的塑造，同时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参见第973页）。作者还对其他当代哲学前沿课题发表了见解，例如：对于逻辑形式与现象事实、韵律形式与形象意蕴。程序形式与备件材料、伦理形式与性情欲求的关系，内化外化中的建设性与物役性，真、美、益、善何以可能，何为人的确证和实现等等。
当然，作为一部探索之作，张著也存在着某些需要进一步改进之处。如新术语引入过多与其新哲学观尚待更广泛深入的贯彻等。我们期待着作者在《导引》之后，继续把塑造论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作出更详尽更成熟的阐释；我们也期待着在历史转折关头，有更多的哲学工作者以理性良知和时代的使命感去反思和重建符合时代精神的哲学。
（《东岳论丛》，1997年第4期，1997年7月25日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