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塑造论哲学导引》

山东大学哲学系　邹广文

临近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人类文化的变迁和思想的跃动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人文学术的研究与思考也在逐渐走向深化。张全新教授的新著《塑造论哲学导引》（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行文简称《导引》，凡引该书只注页码）基于实践的观点，从“自然塑造人和人塑造自然”的塑造论视角，以清醒的人类文化意识，梳理和考察了当代哲学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从不同侧面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哲学见解。这是一部颇有见地的哲学研究专著。

任何有价值的哲学思考都不是无文本的操作，《导引》一书以人类历史文化为文本，直面当代哲学发展的对象难题，方法难题和体系难题，并以中西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深厚背景，来系统展开自己的哲学思考，诚如作者所言：当代哲学“应在以往哲学探讨的基础上力求探索出更好的通向哲学之路”（第27页）。从整个的体系建构来看，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系总论篇，探讨了哲学观的问题，为全书的展开奠定逻辑前提。作者认为，哲学作为形而上的学问，所追问的是普遍的必然性，所以哲学方法的首当着手之处应是人的“塑造之物”。以此为镜，实现“心在形而上”与“存在形而上”的映照、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映照，使主体的必然性得到确证，从而把自然界看成是人这一过程的现实的部分，并形成各门学科所研究的客体对象。第二卷作者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了哲学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并从中西方哲学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内在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对哲学的历史——文化内涵作出新的领悟。第三卷则以人与自然间的互动关系为轴心，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塑造关系，进而认真、美、益、善等不同维度对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进行了哲学反思。并将这种哲学思考投射到现实人类文化发展的境遇之中，尤其是对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哲学见地。

以塑造论的视角观之，“文化”问题在其中具有着特别的地位和意义。这里，笔者拟集中就这一问题作些考察分析，从而揭示一下该书的文化哲学观的理论特色。

《引论》第一卷作为全书的“总论”篇，有创见性地提出了关于塑造论的两个重要概念：“文化人类”和“人类文化”。作者认为，“文化人类”和“人类文化”作为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它们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展开其内涵的，“自然塑造人，是自然向人的发出；人的衍生是自然向人发出的。人塑造自然，是人向自然的发出；人的实践是人向自然发出的”（第7页）。如果撇开交织的复杂因素，只着眼两极简而言之，“文化人类是自然对人塑造的产物；人类文化是人对自然塑造的产物”。如果在交织的意义上周全地说，“基于自然塑造人和人塑造自然，在衍生中才有实践的人，在实践中才有人的衍生；在衍生中才有人的实践，在实践中才有衍生的人”（第7页）。如此看来，所谓“塑造”作为一种“构成”或“有成”，正是体现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双向对应关系：在自然的历史前提下出现着人的历史，在历史的自然结果中出现着历史的人。在这里，作者认为，“文化是自然塑造人与人塑造自然的交汇点”。在文化中一方面形成着人的“塑造人物”——“人为的自然”，另一方面也印证着自然向人的发出——“自然的为人”。所以，“文化是文化人类和人类文化”既对立又统一的显现。它既是在自然对人塑造中自然成为人的标志，也是在人对自然塑造中人成为自然的痕迹。在这上面“既投射着自然之光也投射着人类之光”（第8页）。因此说文化既是“自然之镜”也是“人之镜”，是“人与自然之镜”。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一身兼二任的品格，才使哲学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得在构成，质言之，塑造中的文化是人与自然作为哲学上的主客体关系得以确立的根据，它“回答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协调、和谐是何以确立起来的，从而在对形而上的追问中给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说明”（第8页）。

从“文化人类”与“人类文化”在人与自然相互塑造中成立这一观点来审视，人与自然之间除了具有人去认识自然而致知并去塑造

的一面以外，还有自然对于人及其思维、意识、行为塑造的一面。据此作者特别指出，对于“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我们除了将其作为认识关系中的认识论范畴之外，更应“对于人在大自然塑造的衍生中通过积淀，本身就把普遍必然性赋予给我、赋予给人，才能成为意识普遍性的承担者，才能成为去实践的文化人类，才能在实践中塑造人类文化，……有必要作出新的补充性论证”（第9页）。因此说，“实践”既是人向自然生成的中介，也同时是自然向人生成的中介，由此人类才能成为“衍生”的。这才能全面地说明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实践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历史建构。基于此《导引》在全书中面对当代问题，很有针对性地论述了这样的见解：“在自然塑造人与人塑造自然之中，形成文化人类塑造人类文化的历史。这历史在塑造之物中实现，塑造之物标志着历史；人既塑造之物上得到扩展，又在塑造之物上受到限制；塑造之物既发展着人又制约着人”（第899页）。由此，《导引》对体现于理论、艺术、技术、道德及社会领域中的种种“文化悖论”展开详细剖析，指出这是“文化人类”与“人类文化”的二律背反。这些“悖论”或“二律背反”，只有在实践塑造的和谐中才得以解决。

我认为，《导引》提出“人类文化”与“文化人类”这对概念及其所作的种种理解和阐发是十分深刻的。20世纪兴起的文化哲学思潮，一个重要的哲学主题就是通过对人类现实文化实践行为的全面性反思，去厘定现时代人类实践行为的合理性价值取向，进而确立人与自然的互养相成关系，并表达一种全新的的自然意识和文化意识。从这一哲学背景看，《导引》无疑对于上述文化哲学主题是拥有一种自觉意识的。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在《导引》的结论章节中以“有灵性的人与自然界的灵性”为标题，系统探讨了人与自然所具有的和谐关系，强调“大自在的灵性使人的意识带上灵性，人的意识的灵性又给予大自然，这形成着在灵性上的统一”（第949页）。“自然界的灵性在自然塑造人中给了人，使人有了自己的灵性，……人以自然特有的灵性塑造自然，又把自己的灵性给予自然”（第951页）。“而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它的运用所产生的所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都受人和集团的目的、行为所制约，与具体的社会系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实质上又是‘社会与自然’”。“满足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与自然不应当是相悖的，而是应当是相成的”（第977页）。毋庸置疑，作者的这些论述是意味深长的，尤其是当代人类在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今天，更应自觉地树立起这种人与自然的协调意识，以使人类面向21世纪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以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总222期），1997年6月26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