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塑造论哲学的灵性世界观

山师大政法学院

赵文华

摘要：人类思想史上曾以神性和理性为终极关怀提供形而上的辩护，然而终致陷入现代性困境。塑造论哲学的灵性世界观超越传统哲学中神性、理性及非理性的局限，以人与自然主客体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为人类走出和避免现代性困境指出一条救赎之路。

关键词：神性、理性、灵性、启蒙、出窍、现代性、救赎

哲学的任务是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形上理据，回答人何以安身立命，即人通过认识自我，认识世界，从而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获得意义和价值的参照标准。在思想史的不同阶段，由于人的认识方式和程度的差异，这种辩护和回答就具有多样性。

（一）理性的觉醒与神性的统治

古希腊哲学的繁荣标志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初期的自然哲学把惊奇的目光投向自然世界，米利都和爱利亚的哲人们从感性世界自身寻求其本原，他们不再用神话和隐喻的方式表达思想，而是通过观察和思考；大胆提出种种相互却富有想象力的推测。赫拉克利特思想的辩证性，巴门尼德思想的逻辑性都较早地代表了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水平。智者派的论辨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都是理性思维的自由发挥，特别是苏格拉底实现了由认识自然向认识自我的思想转折。古希腊人认为人是自然的成分，是大世界中的小世界，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德尔裴神庙的铭言是“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还自此牛虻，以批判、讥讽现实为己任，他说：“未经理性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美德即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的概念论中诞生了归纳法。继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古希腊人的理性发展到极致，理念论和形而上学代表了当时理性思维的最高水平。一种立足于将世界二重化的思维模式经由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 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发展成熟，即：以感性视觉隐喻为蓝本的“旁观者”式的二元论认知模式，罗蒂称其为“形质二元论”或“镜式”哲学，它奠定了西方思想史的唯理智主义（主知主义）传统。感性与理性，思维与存在，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知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形式与质料等都被严格区分开来，并且具有等级性和统一性。 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作为这种二元论的重要结果，以其非此即彼的特质，对西方逻辑思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希腊晚期，虽有伊壁鸠鲁的感性伦理学和皮罗的怀疑主义，主张以理性节制感性的斯多噶派仍占据着主流。

注重理性和逻辑是古希腊哲学的公认特征，但是作为人类思想的童年时代，它毕竟深受原始神话和宗教的影响，太阳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共同存在于古希腊哲学中。这种将世界二重化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决定了此时的理性带有明显的神性色彩。杜威曾指出，在古希腊人眼中，自然是一个秩序完美的宇宙，它们的知识（科学）与理想和价值传导尖理性逻辑中实现了统一：“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在希腊对于自然现象的描述与解释中的‘范畴’是属于美感笥的。……它们所赖以在观察材料上赋予科学形式的逻辑因素是和谐、均匀、量度或对称：它们便构成了逻各斯。”（《确定性的寻求》杜威P88）人自身也不例外，与万物所赋种、类的本质一样，先验地秉承着理念世界中预设的实在形式，因而各具潜质，自适其分，成为城邦中的天然分子。苏格拉底坚持神学目的论，柏拉图认为世界由“巨匠”安排妥当，他们都承认灵魂的不朽轮回，亚里士多德也提出“隐德来希”是最终的善因、目的和第一推动者。正是这种神性的残留成分，使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成为基督教初期教父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借助的理性力量 ，理性刚刚觉醒便沦为了神性的辩护工具。

在漫长的中世纪长夜中，人和自然都是神的造物，人是神的仆役，自然是神的祭坛和道场。理性在神性的主宰和束缚下艰难地成长，在经院哲学中，理性以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扭曲形式争取有限的发展空间，为迎接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积累着能量，准备着条件。

（二）理性的解放与现代性困境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西方的理性解放终于以启蒙运动的狂飚席卷整个欧洲。培根勇敢破除中世纪神学造成的知识“假相”，鼓吹“知识就是力量”，开启了思想史的新时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标志理性自我冲脱神性樊篱，从此西方哲学开始了由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转向。一种崭新的认知模式在经验论、唯理论和康德先验论共同努力营造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中形成了，即主客体分立的二元论认知模式。这种二元论强调主体的能动性、推崇理性认知能力，实质上是用理性取代了神性，用主体形而上学取代了神学。理性首先在自然科学中获得成功，如牛顿物理学，继而在工业革命中的巨大成就促使人们彻底改变了自然观，自然法不再由上帝预定，而是由人设定，自然成为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人从自然的神性中解放出来。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把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理性解放与政治革命结合，自由、民主、博爱等象征社会制度理想的理念被构想出来，人类要用理性设计自己的未来，这样，由工业革命的伟大成就助长了的科技理性在启蒙运动中不仅控制了自然而且开始成为主宰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德国古典哲学及时总结了这种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康德致力于以理性批判精神重建科学的形而上学，他继承法国哲学的无神论精神，海涅说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九”。黑格尔把启蒙理性绝对化，给予以上帝的位置，从而逻辑性地完成了主体性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

这种主客分立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并没有摆脱柏拉图以来的唯理智主义传统，仍然是一种静观式的思维；主体自我和客体对象都是预设的实体，是先验的。这就决定了它象古代的二元论一样都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必然性和客观性为目标，把知识与对象的符合或知识与主体先验观念的符合作为真理的标准。区别只是在古代二元论偏于对事物的质的感性直观近代二元论偏重对客体经验材料的理性量化分析。

启蒙以来，以经验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一直占据西方现代思想史的主流，实证主义各派都把自然科学作为知识的典范，把哲学视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工具，甚至巨斥形而上学，借助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把哲学科学化。同时，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社会异化问题，经济危机和战争灾难都在警醒人类的理性之梦，许多人本主义思想家已经开始思启蒙理性，反思主客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帕斯卡把人比作能思想的芦苇，看到其脆弱的一面，卢梭也意识到社会发展的悖谬：“在我看来，所有的科学中，最为有用，但发展最少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他说：“更加残酷的是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是与他的原始状态相背离的，我们获得的知识愈多，就愈是失去获得有关人的重要知识的途径……随着理性的不断发展，最终，理性成功地窒息了天性。”（《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序）他预言理性“最终使得人们成为统领自己和自然的暴君”（同上，P67页）康德明确指出启蒙就是使人自然运用理性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他所理解的启蒙理性的精神应该是怀疑与批判，是自由。而不仅仅是科学理性的机械决定论，“绝对命令”的推论是“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把人当作工具”，因为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人不只服从自然律，人还是自律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对启蒙理性（科学理性）机械化和形而上学化特质的积极反思。叔本华认为非理性的生命意志是人和世界的本质：尼采即反神性又宣扬权力意志，他声称“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但这一切要由非理性的“超人”才能完成。马克思深刻反思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中的异化问题，工人及其劳动和产品都被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P54-55）马克思·韦伯指出启蒙理性的解放使西方制度化的宗教世界图景日益世俗化——“祛魅”，人和自然失去神性光环的笼罩，神圣和崇高的价值标准也在现实中失落。他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分析了再者的冲突，明确揭示了启蒙理性作为工具理性的片面性。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表现为世界性的异化、战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人类所处的这种生存危机是一种现代性困境。

科学主义思潮中逻辑实证主义对知识客观性和必然性的辩护不断妥协退让，哥德尔反例对归纳法和传统的知识定义形成严峻挑战，语言学转向所推动的分析哲学同样不能保证知识的确定性和必然性。套因用实用主义改造分析哲学，放弃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提出“译不准原则”和整体主义科学知识观。日常语言分析哲学注重语言的应用，认识到言语的灵活性，语言随语境变化，语词并不指称固有的实在，后期推持不根斯坦不定前期的逻辑图像理论，主张语言的非私人性和游戏性；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言语就是行为”，“说话就是做做”。历史分析哲学从整体论出发；主要社会历史因素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库恩提出具有“不可公度性”的“范式”理论，认为科学发展不是连续积累的结果而是不同“范式”间的革命。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也对传统的知识观、自然观和思维方式形成直接的挑战，海森堡的不确定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汤姆生的突变论，普列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都证明自然本身的确定性是有极限的。科学主义不得不承认体谟以来的所谓归纳问题是个人为的伪问题，科学知识只能是约定的、概率性的、相对性的，而且是可错的，可修改的。

人主主义思想家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也更加集中和深入。现象学试图克服主客分裂，填平主客体间的鸿沟，胡塞尔从康德的先验理论出发，主张通过现象学还原，回到纯粹现象本身以保证理性意识的（后期提出“回到生活世界本身）；舍勒的哲学人类学从亢人类学角度追问人的本质结构，质疑人的理性本质：“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从未象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他以经验科学为材料依据， 深讨人与自然、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历史的关系以揭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值得提到的还有舍勒突破了胡塞尔的理性自我，认为心灵的基本活动是感受价值，情感经验先于其它意识活动（包括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情感经验的秩序与推理和思维用的逻辑法则完全不同，舍勒指责从笛卡尔康德到胡塞尔、海德格尔都忽略了优先于理性意识的“感受”。卡西尔的符号学沿着舍勒的理路，在理性之外丰富着人的本质内涵，寻求人在世界中的合理位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克服了先在理性自我，用此在在世的构想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的主客体生成结构。他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最深刻的，在科技成应试的背后，他看到人与世界的存在然而，技术理性为为一种“座架”，“摆置”征用人和自然，人不自主地参与了这种“摆置”和“促逼”，从而忘掉了自己对自然和人类的守望者身分。法兰克福学派是反思批判启蒙理性的集中阵营，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理论主是体现为对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指头，马尔库赛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则更多是为摆脱危机，走出困境探索出路。

现代性困境促使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日趋融合，这种迹象早在实用主义中就已出现，杜威哲学的任务就是幻想把实验科学的方法扩展至社会文化领域，实现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他因此提出了工具主义真理观和知行结合知识观，对克服柏拉图以来的二元论（包括笛卡尔的主要二元论）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贡献。解释学比实用主义做得更成功些，早期的一般解释学仅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把它发展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解释学，理解和解释由对文本的诠释上升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它贯彻于人的一切活动中，是构成一切活动的基础——“人是理解着的存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力图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以使人更全面地认识自己。伽达默尔主张一种与技术理性相对的实践理性，它不是追求客观知识，而是追求善，即远过对话和交往（理解）以达到“真正共同体的真正团结”，伽达默尔象杜威一样对人类未来抱着天真的理想。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将两大思潮的融合推向深入，现代性困境的症结更显明朗，从而出现一线转机的希望。福轲、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 、罗蒂等一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尼采、维特根斯坦、杜威、海德格尔、库恩等前躯者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哲学展开激烈的批判，矛头指向工具理性和自柏拉图以来中经笛卡尔、康德加强了二元论思维模式，即他们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福轲从其“知识型”理论出发，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宣布“人也已经死了”否定抽象的理性实体人，为重新界定人的本质和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开辟了新的空间，通过发展尼采、舍勒、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思想，他提出人作为主体不是现成给予的，而是由“权力话语”构造成的。另外福轲还分析了计算的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制度化的重要结果——“机层制”管理模式或“官僚主义”体制，它作为一种机械的权力机制已严重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德里达揭示了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预设实在的“在场的形而上学”。直指二元论的本体论基础。德勒兹反对一元中心主义，提倡异质多元主义，反对传统思维寻求确定性、统一性，他把传统思维称作“树喻”思维，把自己的思维称为“游牧思维”或“茎根思维”。利奥塔否定其所谓启蒙以来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合法性，他说：“后现代不是别的，就是对各种元叙事的怀疑。”（《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从而肯定标准多元化和相对主义。罗蒂彻底否弃传统形而上学，勇敢地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开拓思想空间，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是一种“镜式”哲学，柏拉图的二元论以视觉隐喻为蓝本，把心灵作为一面镜子，它可以映照理念实在，从而获得与实在相符的确定性的客观知识。笛卡的主客二元论并没克服这种静观的主知主义思维：只是心灵不是直接反映对象，而必须透过一层“观念之幕”，经过一段心理过程，才能反映客体对象，并且仅能得到客体对象的刚，从笛卡尔到康德，主体性形而上学不过是在努力擦试着心灵这面镜子。而这一切工作却是人为设置的理性陷井，主体何以通达客体？确定性或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何以可能？都是伪问题。罗蒂宣称哲学的终结，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来结束以往无谓的哲学争论，他学习杜威不是去解决旧的哲学问题，而是去消解、超越它们，创造一种新的哲学话语，以应对新的哲学问题，他的后哲学文化追求一种协商、对话的教化风格，这种协同论的善良愿望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和伽达默尔的理解对话理论都表征着一执着于未来的乐观和希望。

（三）灵性与现代性的救赎

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客二元论思维模式的消解，预示着各种新的哲学形态和新的思维方式诞生的可能。单凭工具理性人类已难以安身立命，只有重新界定人与世界的本质，重新确定人与世界的关系，才能找到走出现代性困境的生路。终结旧哲学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需要哲学，而是要求重新点燃形而上学的激情，去建构新的哲学，创造新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柏拉图、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杜威、海德格尔、罗蒂都是这样做的。

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问题已成为东西方共同面对严峻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应对双重挑战：一是要依靠发展科技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一是要避免资本主义片面依靠技术理性而陷入的现代性困境。这就需要形而上的哲学建设，以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塑论哲学是一次成功的哲学创新尝试，它立抗御时代前沿，反思中西文明历程，以应哲学发展和世界发展趋势，融合科学和人文成果，以塑造论的哲学形态超越了以往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诸哲学形态。这种哲学转型的核心任务是对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和谐统一做出形而上的论证，从而克服传统的二元话思维模式。与西方现代哲学家困于理性或非理性的“自我”不同，塑造论以“塑造之物”为上手之物，在自然与人的“出窍”中分阶映照出双向互动的塑造关系，塑造论的逻辑原点是塑造单子的和谐，而塑单子的和谐实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灵性的和谐。

塑造论的灵性世界是对传统哲学中神性理性和非理性思考的超越。灵性世界观一方面以现代科学为依据，特别是对普列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进行了哲学升华。人作为有机体和自然不可，共同构成世界这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同时人类与自然又各自作为独立开放的自助值系统。所谓灵活性就是世界系统中与人类和自然的良性熵减一致的冲无序到有序的发展和进化的必然有成。大自然把自己的灵性塑造给人类人类又把自己的灵性以人类文明的形式镶嵌自然美化和丰富自然。自然与人的灵性是贯通的，共同保证世界系统中良性熵减得动态平衡，在从无序向有序的竞争中谋求共同的生存和发展。认得灵性是自然灵性的高级形式：只有在自然塑造人和人塑造自然中让灵性贯通于其中，才能使人与自然相辅相成，这才不至于把人这个有机体与大自然割断，才能在塑造中使人这个有机体扩大，在息息相通中，使自然成为属人的，使人成为属自然的，才能不辜负自然养育了人这个有意识有灵魂的生灵。自然是期望人胞成为他的高级头脑，并以他来意识，在意识中保护自己，同时也是保护自然对人的所造……人胞的意识一代与大自然的灵性成为统一的，这是，支配人对自然塑造的头脑，在此意义上说人脑的意识与其说是人的意识，不如说是大自然的意识。（塑造论哲学导引）p：973-974页由此可见，这种贯通运行于世界系统中的与良性熵减一至的灵性既是人之显意识的，又成为超意识的。人类的关键任务是自觉维护与自然的和谐。保持灵性的贯通。这样才能保证世界良性熵减得动态平衡，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和进化提供有序的优化环境，才能防止避免恶性的熵曾造成的无序和退化。然而自启蒙以来，理性战胜神性的最大成果是世界的世俗化——祛魅这就是回复世界的灵性魅力，唯此才能找回人与自然的固有的尊严和价值，澄明人与自然被异化的本质，从而奠定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统一关系。另一方面灵性世界观得益于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家讲道法自然冲上灵性，其中道、机、神、化等概念都隐喻人与自然的灵性。儒家注重论传长情理中庸和谐，以及《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得化生思想，还有《孟子》中“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中的思诚、尽性、知天等思想。这种“天一合一”的传统世界观是塑造论灵性世界观的思想源泉。

塑造论的灵性世界观在反思借鉴人类文明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本质，确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超越了以往对人与自然所做的神性、理性、非理性等种种片面概括。神造的人、理性的人、机器人、超人、完人（舍勒）、符号人（卡西尔）、本能的人（弗罗伊德）、沉沦的人（海德格尔）等都不及灵性的人所达到的形而上高度。“预定和谐”的自然、客体的自然都遮蔽了自然固有的灵性。塑造论的灵性世界观为当代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图景和人与自然主客体双向分阶映照的辩证思维方式，为人类走出和避免现代性困境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

主要参考书目：

张全新著《塑造论哲学导引》人民出版社1996年

陈嘉明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张志伟著《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杜威著《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